一體化智能井蓋解決方案供應商 為城市安全賦能
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互聯網、人工智能為城市社區智慧治理提供了技術基礎，也為提升基層治理效率描繪了令人心動的未來圖景。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基本類型主要包括合作整合、能動促進、技術治理三種類型。
城市社區智慧治理主要受治理價值轉變和治理效率提升等內部因素，以及政策導向、市場創新、技術改良、群眾需求等外部因素驅動。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整合機制包括規則與技術的互嵌意愿、規則與技術的互惠規范、規則與技術的體制融合、規則與技術的治理創新。為此，需要通過技術與規則的理念嵌入、平臺融合和能力提升，建構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需求、運作和支撐系統。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強調要“加強數字社會、數字政府建設，提升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等數字化智能化水平”“構建網格化管理、精細化服務、信息化支撐、開放共享的基層管理服務平臺。”人類城市文明現代化的進程也是人類探索城市治理的實踐進程。在這一實踐探索進程中，科學技術進步的作用有目共睹。進入信息和智能時代以后，信息技術和智能手段的廣泛運用，使城市社區生活呈現出全新的景象，城市人口的激增、市民需求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城市生活和治理的社區化以及城市功能的網格化趨勢等都使原有線型單一的城市治理模式面臨新的挑戰。但與此同時，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因素的應用則為提升城市社區智慧治理效能繪制了振奮人心的發展愿景。目前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速了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發展進程。
2020年3月3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期間強調“從數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讓城市更聰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智慧社區建設作為提升智慧城市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實踐進路經歷了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再到智慧化的不同階段。早期的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研究聚焦于信息化、數字化社區研究，涉及公共部門、企業和社區如何通過虛擬平臺建設，實現數字化、信息化治理的協調功能和應急響應。既有研究從主體關系（強調各種治理主體之間通過信息化工具進行合理分工和有效協調）、治理行為（協同治理和精細化治理）和技術支撐的視角研究城市社區的智慧治理彌合了早期智慧社區研究單純對技術的關注,回歸了對社區治理主體關系和治理行為的檢視，將技術治理的合理化、主體關系的正規化和治理行為的精細、協同化有機地統一起來。
但是，現有的研究少有分析城市社區治理和智慧治理整合機制的理論模型，沒有很好地揭示城市社區治理和智慧治理的互動類型、發現城市社區治理和智慧治理的內外部驅動因素、闡釋城市社區治理和智慧治理的整合機制內涵。
城市社區智慧治理指的是社區治理與智慧治理之間以及其內部各個構成要素之間，既相互關聯、緊密聯系、彼此交叉、相互重疊，又各自獨立，有自己的組織結合和運行規律，可以單獨擴展和自行運動的系統及機制。在動態變化的城市治理環境下，基層社區治理涵蓋了基層黨的建設與基層社區建設相融合、公共服務供給與公共事務治理相融合、社會治理規則與智慧治理技術相融合等多重交叉、疊加、重合的構成方式，每一個構成要素既獨自成章，又相互聚合，形成合力，共同實現治理目標。
通過規則主導和技術主導兩個不同理論維度的劃分來分析城市社區智慧治理關系，可以得出：
第一，當基層黨組織、政府及其派出機構等治理主體有很強的意愿將社區智慧治理嵌入規則建構的時候，且技術創新主導的社區智慧治理科技含量也很強的態勢下，社區智慧治理互動關系是一種合作整合模式，也即規則與技術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體現在城市社區治理中基層黨組織建設、基層治理與智慧治理功能的互補、合作、共治的良性互動關系。這種智慧治理關系是最理想化的關系模式，是可以平衡規則導向和技術導向的智慧治理。
第二，當基層黨組織、政府及其派出機構等治理主體將智慧治理嵌入基層社區治理的意愿很強，但是智慧治理技術含量很弱時，所形成的是一種能動促進模式，即基層黨組織、政府及其派出機構等治理主體通過各種政策手段促進社區智慧治理技術的培育發展，并通過規則建設引導其嵌入基層社區治理。
第三，當基層黨組織、政府及其派出機構等治理主體通過規則嵌入智慧治理的意愿一般，但是智慧治理技術含量很強的情況下，其形成的是一種技術引導的運行模式，即社區治理主體對引入社區智慧治理可能不完全理解，而技術治理者仍堅持技術至上之路。
城市社區智慧治理模式的形成和發展有兩種動因：即內部驅動（包括價值轉變、效率驅動）和外部驅動（包括政策導向、市場創新、技術改良和群眾需求等）。
治理價值轉變被李普曼稱之為“制造同意的藝術的革命”。隨著社區治理從業人員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基于他們在治理事務中對社區治理規律性認識的深化、對社區治理整體性戰略的思考、對未來發展圖景的展望，特別是智慧治理在拓寬社區共治主體、滿足公共服務需求、暢通居民訴求表達渠道、搭建便民信息化界面與平臺、深化運行技術環境的科技含量等方面的優勢，都會驅動社區治理人員轉變治理價值。以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的“平安365”智慧治理機制為例，他們通過政府部門聯動機制建設（如督辦聯席會議規則、部門聯合分析研判機制），推動了不同職能部門按照“發現、上報、交辦、處置、反饋、回訪”6個步驟協同運行和協同治理。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我國的不同省市區、不同行業借助科技手段在城市社區智慧治理防疫上下足了功夫，“區域風險圖”“健康碼”“復工指數”等智慧治理工具，在社區天空飛翔的無人駕駛飛機，在社區進行消毒的智能機器人等科技產品層出不窮、大顯身手，有效地提高了城市社區智慧治理聯防聯控的精準度。
理想化的智慧治理具備便于實現基層黨組織的集中統一領導、打造政府治理的多元協同責任網絡、滿足不同居民群體差異化的公共事務訴求、鏈接不同治理主體互聯共享資源、建立監督可控制且相互關聯五個基本特征，因此，利于公開集約社區治理信息、降低政府治理成本、提供便民精準服務、提升社區治理精細化等，從而在根本上提升社區治理效率。
在這方面，北京市朝陽區團結湖街道智慧型社會治理已經創造了成功的先例，他們搭建的智慧治理信息化平臺形成了報送、處置、結果、反饋鏈條式的公共服務供給機制，極大地方便了群眾。通過網絡信息化平臺的鏈接，形成了黨政部門機構內部“聯動處置、齊抓共管”社會問題的新局面。運用數字化的信息傳遞方式，不僅實現了無紙化處理，且方便、快捷、完整、準確，降低了處置成本。
2015年7月，從國務院發布《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之后，國家陸續出臺了智慧治理的相應政策文件。據不完全統計，近年來，國務院和有關部委已頒發《關于請組織申報大數據領域創新能力建設專項的通知》《政務信息資源共享管理暫行辦法》《信息通信行業發展規劃（2016-2020）》《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推進互聯網協議第六版(IPv6)規模部署行動計劃》《關于運用新一代信息技術支撐服務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為推動國家智慧治理，加快完善社區數字化智慧治理基礎設施，推進社區智慧治理數據資源整合和信息開放共享，實施智慧服務奠定了堅實的政策導向。
例如，河南省洛陽市的居家社區智慧養老按照“管辦分離、委托運營”的發展思路，由企業投資建設并負責12349居家養老服務網站的運營，政府為企業提供數據、資金和人才服務等政策支持。由洛陽市政府建立老年人養老需求信息數據庫，以協議方式將數據庫交給企業管理和使用，通過專項扶持資金和福彩公益金支持企業硬件設施改造提升，建設了“一網站五平臺的架構”（一個網站是指12349居家養老服務網站，五個子平臺分別對應呼叫、調度、遠程醫療、支付、監督五大功能）。通過政策引導洛陽市的居家社區智慧養老，實現了服務模式的三大創新：一是主被動結合的呼叫服務，一方面老年人通過撥打12349服務熱線主動提出服務需求；另一方面網站向老年人及子女提供天氣預報、生日等信息提醒服務。二是提供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服務，如養老服務的在線購買和結算，方便子女遠程下單，線下老年人還可以就近到社區養老服務中心提出服務需求，由服務團隊直接提供上門服務。三是依托信息平臺，開通了遠程醫療診斷、照護服務、代購配送、老年金融等一系列智慧養老服務項目。
市場需求是科技創新的動力源。企業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在技術研發、知識積累、破譯模仿、創新改良、購買引進、平臺搭建以及社區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將會推動政府將智慧治理納入到政府治理、社會治理的框架之中。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的戰役中，科技企業助力社會治理的例子數不勝數，如阿里巴巴在浙江省推出的“疫情信息采集系統”、百度地圖上線的“新冠病例曾活動場所”、搜狗上線的“患者同程查詢”、騰訊新聞“較真”平臺上線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實時辟謠”、騰訊在廣州上線的發熱門診地圖等等，彰顯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和智慧治理中科技力量的“急”中生“智”。上海市靜安區借助同濟大學以區塊鏈技術為依托開發的“臨小二”系統，幫助基層工作人員將轄區內所有社區和商戶的口罩預約服務、人員回滬登記、健康打卡登記、外來訪客登記、社區關愛服務等繁雜工作變得簡約有序。鑒于目前新冠肺炎防控工作的長期性，未來城市社區的智慧治理必然將上述防疫科技手段囊括到其平臺功能之中。
第四次工業革命以“云（云計算）大（大數據）物（物聯網）智（人工智能）”為核心特征。伴隨著移動通信網絡技術成幾何倍數飛躍發展（“摩爾定律”“吉爾德定律”“麥特卡爾夫定律”），智慧治理在社區治理層面有著更為廣闊的發展圖景和進一步展示自我的空間。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的“平安365”智慧治理機制建立了政府職能部門的“民情信息收集處置平臺”“民主民生溝通工作室”“民情氣象站”等協商民主平臺，設立“民情半月談”等工作機制，實現了所有群眾反映的問題能夠追本溯源、明察秋毫。在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的戰役中，美團在武漢推出“無接觸配送”服務之后，又在武漢、北京等地推出無人送貨車、智能取餐柜等創新產品，有效地降低了外賣配送接觸帶來的傳染風險，這也為未來智慧社區宏觀政策制定指明了應為小微商戶抱團取暖，鼓勵駐區企業借助智慧社區平臺發展“社會企業”，實現o2o商業模式在基層社區經營的創新導向。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催生了不同社區群眾主體對個性化公共服務的不同需求。因此，智慧治理果斷地摒棄以往“以物為本”的傳統治理手段，真正地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把對于“人”的尊重放在首位，是真正體現人本價值的治理方式。
在滿足群眾需求方面，浙江省桐鄉市的社區智慧治理具有極強的借鑒意義，其主要做法包括：一是搭建公共服務綜合信息平臺。該平臺有七大模塊，能夠實現數據查詢、服務審批、補貼管理、運行監控、慢病管理、老年人長期照護評估、健康信息智能物聯功能。二是規范了智慧社區線下公共服務中心建設。桐鄉市統籌規劃建設集休閑、學習、娛樂、談心、健身、就餐、醫療保健、日托午休等各類服務功能于一體的社區公共服務中心，通過企業項目運作和整合志愿者、社團、商戶等社會資源服務的方式，為社區居民提供應急、健康、文化、餐飲、生活、照護等項目。三是利用物聯智能設備為社區老年人提供居家應急救助和健康檢測服務。對符合條件的高齡、孤寡、空巢以及低收入老人提供安防、生命體征檢測等智能設備，實時采集健康數據，提供全天候的安全和健康服務。四是整合線上線下健康服務。根據健康檔案，借助APP、物聯智能設備為居民提供預約掛號、網絡會診、專家講座等線上服務，或者線下上門為居民特別是老年人提供健康建檔、評估、數據監測以及照護等服務。特別是新冠肺炎的流行催生了民眾關于在線醫療、在線辦公、在線教育、在線購物等方面的需求。因此，這要求城市社區智慧治理能夠“推送”符合居民偏好的“自主選擇”公共服務項目，在進一步拓展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空間的同時，也能為群眾提供令他們滿意的個性化社區公共服務。
城市社區智慧治理就是通過整合治理規則以及信息智能等技術手段以便發揮系統治理效能的一種全新治理模式。從技術手段和基礎設施等方面來看，不同地區的城市社區智慧治理呈現出不均衡、不充分的態勢，但都具有黨建引領下社區智慧治理的后發優勢與特征。因此，從健全完善優化治理機制的角度出發，整合規則建設與信息智能等技術手段，需要完成規則嵌入和技術含量相融合的社區智慧治理整合。這一整合，可以從社區黨組織黨建引領基層社區治理規則建設中嵌入智慧治理的互嵌意愿、互惠規范、體制創新、治理創新四個方面來進行分析（如下圖所示）。
黨建引領基層社區治理規則與技術的互嵌意愿主要體現在黨委、政府的政策培育、規則設計、規劃方案、考核激勵四個方面的規則建設上。
首先，上級黨委、政府出臺關于積極培育社區智慧治理的政策。中央和地方的黨委、政府根據未來智慧中國建設的發展趨勢和未來圖景，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積極在戰略層面謀篇布局，將智慧含量融入社區治理，在治理中體現智慧建設。
其次，從頂層規則設計上著手，將智慧治理嵌入國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體制之內；在法律法規上對智慧社區建設、政府信息公開、公民信息安全等進行立法規制。
第三，出臺規劃方案，明確規范智慧治理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和研發資金的來源，規范智慧社區、智慧城市建設的技術標準。智慧治理平臺建設需要企業持續進行信息搜集、購買引進、技術破譯、模仿研制、消化吸收、積累升級、自主創新，而這些都是建立在大量資金投入基礎之上的。因此，地方黨委、政府出臺的社區智慧治理的規劃方案要明確規范智慧治理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和研發資金的來源。同時，為避免發生智慧社區、智慧城市建設粗制濫造的問題，還要明確其規范化建設標準。
最后，建立健全考核激勵機制。上級黨委、政府要積極將智慧治理嵌入規則建設，以及對主動進行技術研發、愿意為社區治理服務的企業進行獎勵激勵，并不斷拓寬完善智慧治理人才的培育機制。
如果采用類型學的分析，根據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特別是其分支資源依賴理論(resource-dependency theory)，就可以將智慧治理的技術與社區治理的規則分為互惠和自主兩個維度，按照“質性”量度量綱高、低原則進行賦值，可以分為高互惠、高自主，高互惠、低自主，低互惠、低自主，低互惠、高自主四種象限類型。互惠原則對應的是各自擁有資源優勢的雙方在合作過程中均能夠滿足對方的需要，彼此進行資源交換。自主原則指的是指在交換過程中，權力資源弱的一方很容易受制于另一方。因此，技術導向的智慧和規則導向的治理整合需要彼此滿足對方的需求，遵守最理想的高互惠、高自主交換規則意識，才能夠相互支持，彼此信任合作，實現治理的集體行動，在整個社區治理系統中互惠共生。
規則嵌入技術的體制融合主要體現在：第一，學習培訓，轉變治理理念。前文提到過智慧治理要將智慧融入治理，在治理中體現智慧。因此，學習培訓可將智慧治理重塑協同、協商、合作、共治的治理理念和以人民為中心的治理價值導向融合起來，充分依靠黨委、政府及其派出機構、不同所有制類型的企業、社會組織、群眾、技術專家等力量，推進社區治理的專業化分工合作，通過學習培訓還有助于將智慧治理相關知識集中傳播、分享給社區治理的從業人員進行掌握、使用和創新。
第二，文化培育，致力于社區共同體意識認同的培育。雖然有的學者認為智慧治理非面對面交流，因此，缺乏一些人文關懷。但如果充分發揮智慧治理的鏈接優勢，實際上實現了社會資本理論的紐帶、橋梁和連接作用。McPherson，Smith-Lovin和Cook認為社區中的社會關系可以起到紐帶、橋梁和連接作用，社區成員可以在其中進行信息共享和資源交換，培育社區成員共同體意識，提高社區公共事務治理的能力。通過社區的智慧服務，紐帶式社會資本可以將在場和不在場的家庭成員、社區居住成員以及親密朋友、宗族間有血脈關系的成員串聯起來，通過數字化媒介關注、了解本社區的發展和公共事務。橋梁式社會資本可以幫助社區成員通過各種非正式的社會組織，如志愿者協會、文娛協會等載體，形成不同社會群體，致力于社區公共事務的共同治理。連接式社會資本的作用往往被描述為社區居民與其他本來不熟悉的人可以建立起一種新的類似朋友之間的關系。
第三，結構優化。智慧治理嵌入社治理規則之后，能夠深化“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的指揮體系，重塑公共部門組織間性質；形成“聚焦服務、著力治理”的履職體系；建立“智慧集中、高度理性”的決策體系；搭建“網絡極大、節點極小”的技術體系。
最后，管理規范。這主要是指通過型塑治理邊界、提升服務標準、監督服務流程，從而實現智慧社區建設的精細化、標準化、透明化和規范化。
規則與技術的治理創新主要包括智慧治理的協同共治、流程再造、服務改進和協商民主。
1.規則與技術相整合的治理創新，有利于社區治理的協同共治。智慧治理的協同共治，一是拓寬了企業作為技術創新主體參與社區治理的熱情；二是暢通了居民為滿足自己公共服務的需求而積極建言、維護權益、表達訴求的渠道；三是為黨組織、政府及其派出機構、社會組織、群眾自治組織和居民參與合作治理搭建了平臺。
2.規則與技術相整合的治理創新，有利于社區治理的流程再造和服務改進。這主要體現在智慧治理的24小時在線運營系統，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實現了政府部門的組織機構和工作流程的便民、簡捷、透明和高效。規則與技術相整合的治理創新需要建立信息技術的透明、公開量化考核機制，該機制能夠讓上級部門和人民群眾更好地通過公開透明信息與公共服務流程來履行監督權。同時，基于智慧治理考核機制的透明、公開、規范、精細等優點，規則與技術相整合的治理創新，更有利于公共部門建立起便于查找問題和積極整改的“P（規劃）D（執行）C（檢查）A（行動）”全面質量管理循環體系，從而更好地促進公共服務改進。
3.規則與技術相整合的治理創新，有利于推動社區協商民主。規則與技術相整合的治理創新，有利于充分保障普通居（村）民的民主參與、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更好地落實《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關于加強城鄉社區協商的意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完善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等政策文件精神，因為公眾能夠全程參與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設計、生產、供給等全過程”，并不斷地發表意見。
一、通過技術與規則的理念嵌入，建構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需求系統
技術治理與治理規則的理念互嵌是將人民至上的治理價值思維嵌入技術治理供給鏈的規劃設計和方案制定中，以技術治理效率提升服務人民能力為目標進行治理效能考核激勵和出臺城市社區智慧治理政策。因此，一方面，治理規則要充分挖掘社區居民對公共安全、衛生保潔、教育、醫療、交通、家居、家政、養老、托幼等方面的個性化服務需求，將其充分納入公共部門智慧治理政策培育、考核激勵、規則設計和規劃方案中。另一方面，企業在進行智慧社區治理的情報搜集、、技術引進破譯、購買研制、吸收創新過程中要回歸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突破唯技術至上論的藩籬，充分了解公眾的服務需求，以人為導向。
二、通過技術與規則的平臺融合，建構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運作系統
首先，技術與規則的平臺融合，建構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運作系統需要在內涵上突出區域化黨建強政治、規范化協商強自治、矛盾化解強法治、柔性化服務強德治、智能化服務強智治的“五治”社區智慧治理內涵，其根本是實現智慧化基層黨建和智慧化基層社區治理與服務供給網的相互嵌入和融合。
其次，技術與規則的平臺融合，建構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運作系統需要在功能上突出指揮體系的管理協同、形成權責分明的履職體系、建立科學理性的決策體系、搭建平臺融合一網多能的技術體系。
最后，技術與規則的平臺融合，建構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運作系統需要在管理上手段多元。手段多元最根本的體現是突出一個“聯”字，即在聯創共建、聯做共建、聯育共建、聯防共建、聯辦共建、聯誼共建、聯抓共建、聯學共建中實現社區治理和智慧治理的融合發展。
三、通過技術與規則的能力提升，建構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支撐系統
技術與規則的能力提升，建構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支撐系統需要從機構、人才、方案、經費四個方面制定規則維護其運轉。
1.機構保障能力。通過技術與規則的能力提升，建構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支撐系統需要設立綜合指揮中心，組建平臺后臺運行管理辦公室，具體負責該智慧治理服務系統的規范運行及各種信息的審核、發布等工作，推動服務事項一網打通，確保平臺使用落地見效。
2.方案執行能力。通過技術與規則的能力提升，建構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支撐系統需要設置“電子監察”機制，從居（村）委會工作人員為群眾辦理事項開始就實施監督，規定每項行政審批便民服務事項的受理辦結時限，對臨界或者未按時完成的審批事項系統會自動亮出黃牌、紅牌警告，形成行政審批受理、部門協同議事、審批結果公開、上級部門和社會合作監督以及規范服務考評的一系列制度，使智慧服務平臺監管更及時，為平臺在城市全面鋪開提供制度保證。
3.隊伍培養能力。通過技術與規則的能力提升，建構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支撐系統需要將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等基層社區公共服務骨干隊伍組織起來，按照分級分類加強業務培訓，明確辦事程序，進行基層社區治理和服務專項培訓。
4.經費保障能力。通過技術與規則的能力提升，建構城市社區智慧治理的支撐系統可以采用公私合作經營PPP模式的做法，即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將智慧城市的設計、開發、運營和保障委托給專業公司。這樣一方面可以緩解體制內專業人才隊伍能力不足、待遇低吸引不到人才所導致的智慧城市建設專業化困難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紓解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基于公私合作經營5-10年的合同約定，分期、分階段保質保量完成智慧城市建設。同時，政府可以通過智慧城市的有償服務，如社區或者個人的智慧安防、智慧停車場的收費、智慧交通（超限超載、違停等的罰款）拓寬地方財政收入，拓寬政府購買公共服務資金的收益渠道，并經由對智慧城市運營企業的公共服務質量進行評估付費的方式，對合格的公共服務支出補齊差額，從而再一次降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財政支出。
綜上所述，本文建構的分析框架僅僅是一種可能性的理論闡釋，在實踐過程中還需要大量的社區治理實踐來進行檢驗。同時，以下問題還需要深思：（1）規則與技術互嵌的城市社區智慧治理整合機制如何能夠與“自治、德治、法治”的三治要求相融合，并通過規則與技術互嵌的智慧治理方式體現出來。（2）智慧治理需要大量的數字化基礎設施投入，其建設主體應該是企業。但是，我們國家的一個現實情況是，基礎設施更多依靠政府投資建設，企業、社區居民雖然非常憧憬社區智慧治理，卻不愿意投入個人資金進行建設。因此，如何建立一個合理的、可持續的長效城市社區智慧治理投融資機制，將是未來關注的一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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